否则的话，他就算成功地避免了松山官军各在松锦大决战中覆亡或者受创的命运，他也逃脱不了这场前所未有的鼠疫大行。

这传播力、潜伏期短、致死率极的鼠疫，跟着大明北方民四扩散，传得到都是。

且说正月初五的这天上午，杨振在内院里与仇碧涵以及两个大丫鬟包好了饺，让人把张臣、杨占鳌、邓恩、王煅这些老人以及留守协理营务的几个人全都请了来。

所以，明末的这场鼠疫大行，往北，基本上局限在山海关以内，最北，也就是止步于辽西地区了。

当然了，这些真实的原因，他只能埋藏在自己的心里。

一方面，对于北上与满鞑决战，他没有准备好，冒然决战，凶多吉少。

崇祯十四年鼠疫在大明北方开始大行的时候，满鞑正击中了全军力，在松锦地区跟大明军队对峙，准备决战，并没有寇大明北方腹地。

杨振当然不是在担心贼的战斗力，贼并没有什么大的战斗力，他们虽然人多势众，可大多数还是一群乌合之众。

崇祯十七年，这场疫情刚刚有所缓解，李自成大军就兵临京师城下，立刻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稻草。

但是明朝末年的那些民，为了求生，为了活命，几乎都是奔着人烟稠密的，相对富庶的地方跑，并没有往关外跑的习惯。

一来，募民北上到外屯垦十分不易，外有北虏，人尽皆知。

当然了，当时的辽东满清国内，之所以没有现鼠疫行，也跟鼠疫这致死率传染病的特有关。

而对外公开的说法，也只能是渡海东，收复失地，开镇金海，攻虏腹心。

鼠疫的潜伏期很短，染上病的人，很快就会发表，然后发咳血而死。

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明朝，在这场致死率极的鼠疫大行冲击下，最后军心散尽，民心尽失。

特别是崇祯十六年秋冬季节，大明京畿之地鼠疫行最为凶猛的这段时间，黄台吉在盛京挂掉了，满鞑上层忙着争权夺利，也没有关作战。

正是考虑到接下来几年内这场鼠疫大行的极端凶险，以及辽东半岛独特的地利，杨振最后才不再犹豫，才下定决心，把据地从松山一带搬迁到辽东半岛南端去。

这个隐忧，就是崇祯十四年以后突然间开始大行的那一场瘟疫。

面对这个内无兵外无援军的情况，受到疫情重创的京师文武百官军民百姓，一下就土崩瓦解了。

相比较之下，他也只能把目光投向辽东半岛南端了。

但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满清国僻居在辽东一隅，与大明朝的腹地山海相隔，得了鼠疫的人也跑不过去。

这样的话，就算是你前期工作一切顺利，比如把城池修起来了，派去的驻军也能站稳脚跟了，可是募民屯垦的事情，也仍旧不起来。

不是杨振圆，实在是现在的关内猪队友太多，一旦陷其中，好不容易攒下的这抗虏的本钱，就会全赔在里面。

面对来去如风的蒙古骑兵，面对步军战力大的满鞑军队，杨振在辽西地面上，本找不到一个比较安全一的发展环境。

崇祯皇帝是决不会允许他率领大批人长期云集在辽西地区无所作为的，最多一年之后，崇祯皇帝要么会令他们北上与满鞑决战，要么会调他们到关内剿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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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于南下关剿贼，他同样不敢冒然前去，因为去了一样是凶多吉少。

在这场鼠疫大行以后，漠南、山陕、中原、华北、江淮，包括大明京师，九边，这些地方全都陷其中，受其害。

再然后，满清铁骑关，捡了一个大便宜。

当然了，之所以最后放弃在辽西发展，除了上面的这些问题之外，杨振的心里其实还有一个隐忧。

一旦要驻大军，就必须整修城池。

这两个事情，都不是杨振在崇祯十四年前后想的，或者说敢的。

满清关以后，很多投降满清的读书人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就将之归因于天命，认为是天亡大明，认为是满清得了天命。

杨振领着仇碧涵，亲自给到场的每个人送上了一包用红纸封好的银，然后邀他们到二堂西侧宴客厅一起吃了顿饺，算是补上了年节的礼，把年过了。

然而你一旦在那里整修城池，外的蒙古落也好，满鞑的大军也好，很快就会闻风而动前来破坏。

二来，就算募了民，垦了荒，也必须派驻军队保护。

杨振真正担心的，是跟着贼到传播的这一场鼠疫。

不安全。

等到崇祯十七年夏之，满鞑大军关南下的时候，大明朝北方的鼠疫大行，也基本告一段落了。

那么问题是，满鞑为什么没有受到这场超级鼠疫大行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