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刚生，全家回乡下时，我才只有六个月大，就已经成为了“另类”女，多么可怜！

江湖中人实在不适合当官，那直筒格和打抱不平的江湖习气，在官场中总是个忌讳，倒霉只是迟早的事情。

全国局势稳定后，我父亲的七个兄弟妹，都了地区和县里工作，成为官职不大的国家。而爷爷、他们这一辈老人，则继续留在了农村。

为了报恩，他冒着再次被揪斗、被撤职的危险，走后门让我了农机站，正式参加工作、拿工资。

我六岁上学，十六岁中毕业，算是成熟比较早的孩。

多年来，我们两家关系非常好，过年过节互相走动，各自有什么困难，都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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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这个老战友，就是这个农机站的站长，他姓黄，比我父亲大五岁，我平时都叫他黄伯伯。土改工作队时，他是副队长，是我父亲的直接领导。

第二年八月，在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帮助下，我了地区城郊的一个农机站工作，当学徒工，开始时打杂，后来学开拖拉机去支农。

还算不错，爷爷、他们这一辈老人，全都在乡下，和当地的农民关系得很好，拳也很，也就没人敢欺负。

下岛之后，留在了环境比较熟悉的湘南地区搞土改。因为他们以前曾经在这里卖艺多年，与乡民们建立了很的关系和情，便于开展工作。

我父亲由于稍有文化，解放前在给戏班当保镖时，学到“编本”的知识。解放初期，改编了几个湘剧本，在当地多少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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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伯伯原来是地区通局的局长，老上海大毕业的。因为家生问题，也被撤了职，发到了这个小小的农机站当个有名无权的站长。

我们家在南岭上脚下的一个大村里，到我这一代，才是第二代农民。

在海南五指山作战时，我爷爷救过他，替他挡了土匪的一把飞刀。

在这之前，我家在当地地区所在地的小城市，也算是城市居民中的一分。

上中时，由于很用功，成绩非常好，语文和数学这两门主要课程，始终是全校的前三名，但没有资格推荐上工农兵大学。

不过，政治上的“污”，从此就背在了我的家上，虽然后来“解放”了，但也严重影响了我们这些下一代女的政治前途。

因为我的父辈随解放军打到了海南。我爷爷三兄弟、瑶族的和祖外婆一家，还有我父亲的七个兄弟妹，用大刀片为解放军开山铺路，充当敢死队，建立了不小的功劳。

这样，在缺少文化的解放初期，自然被上面看中，很快任了地区文化局的副局长。有一段时间，还兼任过剧团的团长。

就因为看不惯某些以“大老”自居的革命领导看不起当地的文化人，而心有愤怒，放了几炮，五七年就被打成了右派，兄妹七个全被遣送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