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之余，王钝只得向太原的官府表明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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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离开太原时，王尚书又受了一肚的气。

结果，势不两立的官员们暂时只能大瞪小地相互监视着，看哪个白痴会忍不住先伸手――这山雨来的形势下，大约只有白痴才会去验证那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俗话是否正确。

王钝如今的权力极大，查地方官员的失职犯罪后可任命六品以下官员，而且监察的侍郎、员外郎、主事等官职的任命中，王钝也可以起决定的影响。但，在皇帝权力几乎不受限制的明朝前期，受一字并肩王直接领导的监察却可以对皇权造成威胁，大家都担心哪一天皇上会不兴了又将监察撤销。

谁知和监察走得太近了将来会不会有小鞋穿？故意对王钝冷淡些，皇上知了多半还会龙颜大悦呢！官的，不讨好皇帝讨好谁？

注1：府推官为正七品，主要负责刑事。可以理解为省辖市的公安局局长、检察院院长、中级法院院长，另外还兼审计局局长的职能。

建文四年一直没有间断过改官制――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朱棣增设监察时，大臣们并没有群起反对的原因。在某些官员看来，这个监察或许也会象建文年间增设的官职一样，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撤销。因此，有几个官员甚至动过构陷王钝的心思。只是，他们还不能确定皇上增设监察到底是于什么心思，生怕拍拍到了上，所以才捺住这冲动。

因为知近期微服私访也查不什么有用的东西，王钝准备大张旗鼓的打了监察尚书的旗号。可是太原的地方官员们却谁也不卖王钝的帐。

事实上，罪办事的官员们将来同样不必因为家贫困而去贪污受贿。皇上一方面推行“抢先告发者无罪”的制度加大了受贿贪污的难度，另一方面又用养廉制度大幅度地增加了官员们的收。以正七品的知县为例，正俸为七贯半，一年就是90贯。养廉银为正俸的三至五十倍之间，假设某知县的养廉银为正俸的五倍，那么这个知县一年的合法收便是540贯，相当于朱棣穿越前的30－40万元人民币。这样一来，平日里地方官员们虽然不能经常山珍海味，但隔三差五地大鱼大却还是有保障的。

王钝简直被这些见风使舵的小人气得直打哆嗦，可是又拿他们没办法。有心拜托官场上的朋友们为自己气，转念一想，现在就连一个从六品的官员都不给自己面，以前的朋友们也未必敢再沾惹自己。监察相对独立不假，但假如自己什么犯法违纪的事，皇上一圣旨过来，还不是照样该杀就杀该关就关？这么一想，王钝也就是了气。也罢，“君报仇十年未晚”……等着瞧！

王钝为监察尚书，官居二品，其品衔比山西省所有的文官都。可惜的是，如今监察已经成了天下所有地方官员的天敌。整个山西官场，上至布政使察使，下至不的吏员，本没人卖王钝的帐。

请山西布政使准备一些旗牌锣鼓，布政使冷冷回一句“监察的相关费用都是独立的，准备旗帜锣鼓的这笔费用没地方走帐，总不成让我私人掏钱吧？”

事已至此，王钝知仅凭自己没苍蝇似地撞是绝不可能查什么有用的消息了。如今只能先到北平去，把监察的框架先搭起来。待人手足够后，再派下属到地方上去监察官员们是否有失职犯罪的行为。

即便揭发其他官员的失职犯罪不算功劳，那些罪办事的官员们也不大可能与无罪一轻的官员们和平共。如果不是那些“无耻之徒”抢先告发，罪办事的官员又怎么会东窗事发呢？如今这些人罪办事只能小心翼翼地夹着尾过活，略有过失就有可能前罪并罚，至少在短期内他们还是心有余悸的。罪之人自己不敢受贿贪污，自然不可能睁睁地看着仇人们受贿贪污而无动于衷。抢先告发者对此心里有也数，但他们有一个优势：非法所得过了明路后，其中一半就成了合法的财产。如此一来，这些家不菲的官员们至少不必因为家贫困而去贪污受贿了。

让太县知县派衙役给自己装门面，结果来一句“县里的事都忙不完，哪有多余的衙役可以派给大人使唤？”

没任何官员以私人份宴请王钝不说，即便那次布政使约齐太原的官员为王钝办的接风宴，没有惯例中的礼也就罢了，其酒席的档次也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席间，还有官员不冷不地解释说，酒宴的档次不，不送礼，是免得脸贴上冷――王钝为监察尚书，谁能保证他不会不声不响地收礼喝酒，吃饱喝足后转过就罗织违例、铺张浪费、行贿什么的罪名将当地官员告发了？

王钝气得发，却也知官员们不得不如此。

王钝也懒得和这群目光短浅的龌龊官儿多打，在太原休息了两日，便打算直接到北平去。

怀着这样的怨念，王钝再次租了辆车，微服朝北平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