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王杨喃京了,两万大军日夜兼程赶赴通济渠战场。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民掌财政令,太府掌仓储纳。太府的纳,必须据民下达的文书执行,而民则凭太府寺的申报,审其开支实数,以此来实现两者之间的制约和监督。但这样还不够,两者还有可能狼狈为,沆瀣一气,所以律法又特别了防范措施,一是特派御史全程监督太府纳,二是特派大臣直接行使太府纳权,名义上是派特使承担事,实际上就是公开侵夺太府的本官之权。

仓侍郎杜行满自关中杜氏,而关中杜氏是关中第二大豪门,与关中韦氏利益一致,虽然两家在局利益上有竞争,但在整利益上绝对是生死相依、荣辱与共。

皇帝和中枢心大臣去了远东战场,把国事决策权也带走了,尚书都省所拥有的决策权非常有限,这情况下,各政治集团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当然寻求妥协,而元文都偏偏在戡这件事上被韦氏激怒,错误地选择了斗争,结果可想而知,一败涂地。

从东都诸多政治势力的立场来说,这同样是好事,齐王杨喃和韦氏以此来向他们妥协,在这段时间内,我只要戡的利益,其他利益统统放弃,这等于给了他们左右逢源的机会,将来不论东都的政治风向向哪一边,他们都能从中渔利。当然了,这是理想状态,现实中本不存在,若想渔利就必须选择,而幸运的是,齐王杨喃给了他们充分观察和考虑的时间。

现在韦津公开向元文都挑战,韦氏与元氏正面对垒,参加尚书都省决策国事的中枢大员们当然“兴奋不已”,有推波助澜的,有落井下石的,有冷旁观的,就是没有“劝架”的,结果很快拿决策,依照律法,由御史台派御史行调查。

乘你病要你命。元氏节节败退,而韦氏则穷追猛打。第三个决策随之台,尚书都省议定,由民排名末位的副长官仓侍郎杜行满,任特派大臣,到太府行使戡军资纳权。任命侍御史韦德裕为特派御史,全程监督戡军资的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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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裕自关中韦氏。韦云起京巡查通济渠期间,代理御史台事务的便是这位资历厚的侍御史韦德裕。

韦氏摧枯拉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与戡剿贼有关的军、政、财大权完全控制。从齐王杨喃的立场来说,这是好事,权力大了才能为所为,才能自己想的事,才能确保戡剿贼的胜利,才能从通济渠战场上杀一条血路,但凡事有利便有弊,若齐王杨喃在大权在握的情况下,沟里翻船,那就彻底玩完,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

韦氏既然敢于公开打他的脸,当然对他的“反击”有所防备,岂能束手无策？

同一时间,东都的奏章像雪片一般飞向辽东,飞行皇帝的行,给盛夏的远东战场送去了缕缕寒意。

既然御史对太府库藏展开调查,那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会严重影响到戡大计,所以尚书都省上又拿了第二个决策,当前戡剿贼是等大事,要特事特办,依照律法,特派大臣直接行使戡军资纳权,并特派御史全程监督太府对戡军资的纳。

尚书台有六,民负责财政、国库的统计和支调,是财政理机构;而为中央直属府署九寺之一的太府寺,主掌国家金帛和谷,是保纳机构

元文都独木难支,“兵败如山倒”,虽然他德望重,权势也大,但以韦氏为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联手击的威力太大了,再加上以礼尚书杨玄为的河洛贵族集团从中推波助澜,以右候卫将军郑元寿为的山东贵族集团落井下石,而一分持中立立场的政治势力又不敢轻易介皇统之争,只是冷旁观,结果导致以元氏为的关陇虏姓贵族集团在尚书都省的话语权大大削弱。

尚书台民副长官,民侍郎韦津,留守东都,代理民尚书职权。韦津拍案而起,针对元文都的说辞,拿了一系列数据,最后得结论,据民的统计,现在国库肯定有充足的钱粮支持两万大军戡剿贼,但现在元文都说国库钱粮严重不足,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国库内了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是虚报数据就是贪赃枉法,总之已经危及到了国祚安危,要查,立即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