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从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振兴商业，而这又是新政的心。如果振兴商业？如何发展实业，这无一不在考验着袁世凯。

就如同成立浙江省粮公司一般，虽说未能如东北一般，“悉数统制粮购销、尽得购销之利”，但仍然打破了粮商对浙江粮价控制，更重要的是通过借粮于民的方式，获得了百姓的信赖，从而为将来收购粮直至垄断市场打下基础。而相应的粮公司的成本亦能从本上利盘剥、谷贱伤农等问题，而使乡农收增加，达到增加消费，刺激商业的目的。

恰正像当年唐浩然所说一般，中国太大，船大不易调，所以有些新政举措，需要辟地尝试，先行以试行，待试行成功后。再放之于全国，东北之政于东北偏远之地可以成事，但于内地呢？在某程度上来说。袁世凯治下的浙江就是答案，就是李鸿章、张之等人需要的答案。

张謇在言语以及心态上的变化，让袁世凯心下一阵得

“再则，以季直兄看来，当今之世，若中国之乡绅仍困守于田，又焉能有将来，困守于田又国家又有何助益？因而于小弟看来，方今之世，非工不。非商不富，国家求富。必当兴办工业，振兴商业。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而今日小弟之所以以粮公司废以乡绅利，所谋者，正是令其看到田利微薄，而转实业，以工商求富，岂不胜于苛榨乡农？”

相比于关内任何一位巡抚，袁世凯无疑是最年青的，也正因如此，他更能放开手脚来，更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善于用人，除了用了一批留幼童之外，他甚至还从东北挖来了一些人才，也正是那些从东北来的人，把经济统制理念带到了浙江，尽受限于外环境，仅只是改换面推行一分，但却已经显现了其功效。

如果说先前张謇还心存芥，那么现在听了袁世凯的这番为国为民的话语之后，内心充斥的只有佩服之意了，以至于那些许芥全因袁世凯的这为国为民之心而然无存了。

照那些人的说法，这是市场的基本循环，乡农越穷生意越难，生意难就谈不上振兴商业，反之亦然。正因如此，只有千方百计的增加乡农的收，才有可能刺激商业发展。

其实，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下定决心，恰恰是因为其在心里同那位东北的三省总督在那里比着，于其看来既然他唐浩然能用这些法办成事业，他袁世凯自然也能凭此成事。也正是这心态使得袁世凯在无形之中模仿着东北，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其主持下浙江的新政锐变。

一番大理从袁世凯的中传张謇的耳内，却让张謇惊讶之余，同样用佩服的光看着袁世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会怕没有谁比他更能会其中意味着，以至于好一会方才叹。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于浙江推行比直隶等地更为大胆的新政措施。恐怕还是因为其特殊的位置，在名义上浙江属闽浙总督辖区。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袁世凯都是北洋布在江南的一着棋，这使得闽浙总督一直不能浙江之事，而另一方面，北洋衙门却又因原因，无法直接手浙江，这自然导致了袁世凯可以于浙江省“肆意妄为”，几乎全无顾忌。当然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支持他的那些“肆意妄为”的新政之举，李鸿章，甚至张之等人，都需要看看这这仿效到底能否成事。

“亭之远见，远非为兄所能岂及！为兄佩服、佩服！浙江父老能得亭这般父母，实是三生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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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不懂生意，但是袁世凯却懂得袋里有银才敢银的理，可以说这是最简单的理，也正因如此，他才会从去年开始在权衡数月后，同意设立粮公司“与民争利”，而争的这个利，就是为了借手粮公司把地利从富绅的手中放还到乡农之手，当然官府亦能从中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