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傅珺没有写在信里的是，对于汲泉，她曾经有过动手的念。

主母病危，一个下仆可能会焦虑。也可能会担忧，却绝对不可能愤怒。除非，他发现或者是意识到自己被人利用，成了棋，于是才会产生愤怒的情绪。

“在许多事件中，小人往往能起到关键的作用，娘亲之逝，从本上说，便在于不曾防及这些小人。汲泉是父亲的长随，女儿查到他的上，已属对父亲不敬。然此人乃本案破所在，须得细查。故女儿写下此信，将所知悉数相告。女儿相信，父亲一定能给女儿一个圆满的答复。”

而最终，她却没有这样。

她的怨与恨，还有不甘和委屈，只能通过这样一封没有抬亦无落款的信，传达给她的父亲。

然而，在来到姑苏后的整整一个月间，她并未等到期待中的回信。(未完待续。)

在那封信的末尾，傅珺这样写：

这些，都是傅珺后来才想到的。那时已经是事发后两个月了。她是通过回忆，才确定了这一。

她打开了王氏留下的秘匣，对着那一排排的药瓶，想象着将其中的某药，洒在汲泉的饮中的情景。

前额皱、嘴角绷，这两样都是表示愤怒的微表情。

额皱、嘴角绷，显得十分不自然。

所以，她只有将所知的一切写在信中，告知傅庚，并请求由这个比她更有能力、也更便于行动的成年人，来完成对此案的侦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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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珺所拥有的，大分仅仅只是她的推论。虽然她有九成的把握可以断定，她的推论与事实十分接近，但是，那毕竟只是推断，而并非事实。

在潜意识里，她希望傅庚能懂得她的心情，也隐隐地希望着，能够得到傅庚的宽与安抚，还有谅解和许诺。

...

她掌握的证据不够充分。她所掌握的全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人亲看见汲泉钉窗，也没有人看见汲泉将密室的钥匙给了旁人，更没有人能够证明汲泉与哪个女过从甚密。

因此，那封信与其说是请求，不如说是委托。虽然傅珺明知，为人女者，在大汉朝这样的时代，写了这样一封冰冷且毫无情的信给父亲，是极为不妥的。可是，她只能写这样的信来。

汲泉是傅庚的人，傅珺只要稍有动作，傅庚必会查知。傅珺无法绕过傅庚去继续查案，她只能将这件事予傅庚，由他继续往下查。

而事情查到汲泉的上，傅珺便已再无施展的余地。

傅珺知，能够查到汲泉的上，于她而言已是极致。她的年龄、份与别，注定了她在此事上能够施为的空间，只有这么一。她甚至应该庆幸，至少她还有可以委托的对象，而这个人又恰巧是她的父亲。她的直觉告诉她，傅庚一定能够将此事彻查到底。

更何况，就算证据充分，她应该也必须将之由本地的司法机关，依律法置，而非私下行刑。否则，她又与那些犯罪分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