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茂才录取了12人（三年一届，所以每个州每届要取三个茂才。依然跟桓灵时期每州每年举一个茂才的数量持平），明算明法四科和茂才，每科录取了接近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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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芝等幕僚把这些前因后果缜密思维都想清楚之后，对李素施政的稳健严密，简直佩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这和李素到了襄之后的折腾、对世家大族的额外打压、对围标的额外肃清、增加围标难度的举措，都有一定的关系。

董允考中了明法，杨仪考中了明算，费祎中了一个孝廉。

此后几天，邓芝就把宾功科的准备工作照新的要求继续严密细化准备，同时常科卷批完，成绩也都张榜公布了。

人们神中并没有宋朝人那么猛烈的艳羡，反而有一些认命的麻木——显然，这些围观群众依然觉得科举里面有很大的分和内定，都是命。

而加了杨仪等人作为“考分价值锚定”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能公允不少，大家就会看到：

他们的判断也不能算错，毕竟围标成功也依然是主，只不过襄这一场围标成功的比例比长安那一场又有所降低了。长安那边寒门弟变着法儿突围的不到一成，襄这边这一场却达到了两成，从比例上看早已翻倍。

因为他是年少的典型，李素把这个典型来，临时“法外加责”让他去多当两年实习郎官，打磨打磨脾气，费祎也欣然接受了。李素顺便让人宣布了明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少年中举理办法”，以后遇到这情况都比照费祎执行。

李司空对于各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事、在实施过程中有可能会现的细微的新问题的推演，怎么能到这程度！简直就和左右互搏了几十招、换位思考了n个视角，自己跟自己对抗找茬之后一样缜密。

王累，投去嘉许的神，但也解释说：“放心吧，只是让你们后续再多陪考一场，考得好考得坏都不影响结果。”

其余董允、杨仪等人其实也才十五六七的年纪。

“诶，这个杨仪在九月底这场里，数学考了8分（满分9分），十月中旬那场宾贡加试，看上去题目变化多了难了，但他还是考8分。看来李司空委任的命题组非常秉公，题变难的趋势和考生多真题额外掌握的速度差不多，对前后科很公平。”

其中费祎是今年最年少的中举者，虚岁都才十四，就被拉来陪跑了，他的族亲长辈也没想到这个虚岁十四的少年会在经义上突围。

中举之人都被了彩，骑着在襄城里逛了一圈，秋风得意蹄疾，一日看尽襄。不过汉末的民间慕文之风毕竟没有后世宋明那么猛烈，尽围观群众还是很多，但都是看闹为主。

所以那些历史上留名的名臣，其实也就在取士的总规模里占了不到一成。除去前面提到的三个名字，李素后世隐约有印象的龙全加起来，也就十几个。

围观百姓和士人除了神认命麻木之外，也没有现“榜下捉婿”或者推销女儿的场景。主要是汉末的读书人凡是中举的，大多数已经成家了。

可见科举确实是起到了“发掘很多历史上原本都没听过没”的人才的作用。

董允、杨仪等人巡游完之后，才被主持的官员王累拦住，告诉他们一项后续行程：“董生、杨生，你们几位刑律和算学成绩最优的，一会儿到总督府赴宴。”

董允因为是官二代，情严谨一些，还有大局观地提醒：“这位上差，之前张从事为李司空公然宣扬过，抡才为国，不当恩谢私门。学生恐有妨司空清名。”

题目更难，我们虽然考了跟南方人差不多的分数，但那是因为我们更努力”的错觉。

大家本就没有“穷人熬着不娶妻，等到考中了再娶个好的”这样的思想。新官的单比例又低，就算偶尔有女儿待嫁的世家大族，也不好意思一次次在人群中碰丢人，渐渐就冷场了。

杨仪心中一喜，有受若惊，他想到之前孙资、贾逵那么结想找李素谢恩，都被李素拒于门外，这次居然能请他吃饭，实在是一个结的好机会。

毕竟人类都是只看贼吃，不知贼挨打的生，自己和别人的风光谁都看得见，辛苦则只看得见自己的辛苦。不把士人的这些无理不甘邪念控制好，李素本就没法稳定统治，客观上公正也没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