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唱得很带劲，随着节奏摇个不停，只是在等待下一曲缓慢而悠长的乐声时才暂时歇一歇、一气。“真他妈的摇！”大伙儿忍俊不禁地笑得掉了泪。“我是火车，我是火车，我是火车”他向窗外望去，嘟着嘴，仿佛压儿没把谁看在里，连杨承任也只能他的似的。“我不能越轨，越轨我就死了，”他不时转过，“我不能脱轨，脱轨我也完了，”他摇着，显得那么疲惫，仿佛对这世界恶痛绝。“两条铁轨掌握着我的命，我的命，”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像在哭泣似的。“我曾帮助许多人迅速去了天堂，”那灵巧的指尖在琴弦上来去，时而奏一个和弦音，他仍继续唱，“可没有人帮我离开这个地狱。”他那双黑的睛悲伤，“我是火车，我是火车，我是火车，”吉它的每一都似乎在颤动。“我想死都死不成”他的嘴在颤抖，他盯着我们。我是说望着黑和我。我们脸上的神情仿佛在说，嗨，在这个人人伤痛苦烦恼的人世上，咱们的一切有何意义？―我什么都不喜，我就喜绝望。因为我们在这儿接到的是可怜的摇歌手在喧嚣街上痛苦潦倒的生活本，因此他边说边唱。“我是火车，我是火车，我是火车，”声音拉得很长，很长，仿佛要等歌声冲向天板，穿透过去，向星空飞去―他才慢慢把垂下，唱着“我想死都死不成”，最后戛然而止，余音仍在空中萦绕。他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他连盯都没有盯我们一，只低下呜咽起来。大动人了。

想让我搞

那个晴朗的下午，我们一见面就这样七嘴八地聊了起来。后来蔡胜利和他的妻也跑我的房间凑闹。看来他想同别人聊上几句，可他一直没有机会，因为大伙儿都冲着黑说个不停。敖博站在那儿，在黑、杨承任、刘国全、王挽鹭和我面前眉飞舞，说得正起劲，并请我们稍等片刻，转朝自己的房间去取下那把墙角边放着的木棉牌吉它。他我的房间，神忧郁，目光越过我们的望向开着的窗。他开始自弹自唱起一首由他作词谱曲的《搞政治》，我们突然安静下来。

我们到惊奇的是：那些来来往往磕磕碰碰的人的面孔好象个个都非常渺小，我觉得他们离我很远似的，踏在脚下的大地也好象忽然涨起一丈多。虽然有那样嘈杂的声音，或者有一大群人正兴灾乐祸地围着看两打架，我们仍然到很孤独。这是说我们觉得自己仿佛是只走在萧瑟的荒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领带、雪衫、织、皂、香烟、微型收录机、苹果、桔、品罐、有奖证券、行歌曲磁带、明星照―或许只是我已经到达或另一境界，另一层知觉，另一层觉―或无觉之中―那个晚上，我们还碰见一个自称刘浏的人。他和另外几个人正在酒店门外走来走去，不吭一声，仿佛梦似的在沉思。黑上前叫：“嗨，你是不是刘浏？”

我们来到楼下茶淡饭餐馆，大伙围着一张餐桌坐在那儿。先上来的是银鱼甲鱼汤。大家咂咂地啜饮起来。敖博仍然了一份他吃的煮。杨承任不吃荤菜，只要了一份西芹炒百合。刘国全端着汤匙一匙一匙地为王挽鹭盛汤。黑脱去上装，只穿衬衫，他同别人一样盛了一大碗甲鱼汤，嘴汤匙仍在说话。一箱啤酒同时放在桌上，我们就像喝一般，咕噜咕噜一饮而尽。敖博喝得满脸通红，浑大汗，不停地吼叫，跌跌撞撞地冲卫生间猛敲门，想把门砸破，可那门是实木门有一寸厚，结果他的中指骨碰伤了。那天晚上他在这儿醉得一塌糊涂。我们坐在大厅的沙发上，闹闹嚷嚷。杨承任挽着敖博的手臂扶他上楼，刘国全和王挽鹭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就剩下黑和我。我们离开大厅上街去兜风。此时黑夜已经降临。我们张讲话时嘴里冒的一小阵一小阵的汽现在几乎看不见了，除非是当我们经过一个有亮光的窗，在反光下才可以看见，但这时汽变为黄。我们踏在了林荫的屋基上。在夜路灯的背景上，它却拖曳着一条黑黑的痕径。一个由污糟而黯淡的住家所集成的居民区，象垃圾一样地东一堆西一堆族聚在草地上面。再靠近一甚至可以看见那泥搅拌机的猥亵狰恶而参差不齐的面目。我们小心地绕过了它，继续在街上转悠。

最后政治控制不住

我一下就把政治搞得好痛

让我摸摸政治的脸和

刘浏又转过，走了几步然后又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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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浏转过，走到我们面前停下说：“你刚才说什么啊？我没听清楚。”

我走过去同他聊起来。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新主意，准备去楼下的酒店喝酒庆贺一番，可又有什么事能够值得我们如此狂饮喧闹呢？我实在想不清楚。我也不知此时自己和别人又有什么不同，像我们这些凡夫俗，一文不名的人远比在台上的政客英们更心安理得。空间茫茫，时间恍恍，问人类要去何方？规就是一张拘留万的大网，凡是活着的都回不了自己的故乡。

“我问你，你是不是刘浏？”

它撅起了

响。“摇这个词害了很多人，”他告诫我们，“你们迟早是要卖掉鼓，卖掉贝斯和吉他，去换炒饭的。”他狂迷的目光显得咄咄人，盯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