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首都以及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布宜诺斯艾利斯，素有“南美巴黎”的美誉。它东临拉普拉塔河，西靠有“世界粮仓”之称的潘帕斯大草原，风景秀美，气候宜人。这座城市分为1个联邦区和198个近郊区，以至于总面积达432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1300多人万，挤身为南半球最大、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之一，这里集中了阿根廷全国35%以上的人口，三分之二的工业产值以及近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

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繁华相比，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无论是巴塔哥尼亚高原区的极寒台地、还是安第斯山区的高耸山麓；从东北部地区的沼泽和密林到西北部地区的荒漠高原都显得与文明格格不入。有人称这座城市为“南美的天堂”，的确这里有通宵不息的热情探戈，有饮之不尽的来自门多萨（注1）的香醇美酒。但是深居其中的阿根廷人却很少有人象那个当年仅有23岁的恩内斯托那样骑上一辆老旧的“诺顿500”摩托走出那些莺歌艳舞的迷雾去感触自己的祖国最为真实的疾苦。却真切的体会那天堂四处的万劫地狱。

不知道是否上帝有意的作弄，执掌着阿根廷的军事独裁者―现任总统胡安.卡洛斯.穆尼洛和他远在大西洋彼岸的主要对手―法国总统萨科齐所乘坐的专车竟是同一款式―都是法国雷诺公司的威赛帝（velsatis）豪华两厢车（世界上估计也只有法国人会别出心裁的把豪华车做成两厢的）。此刻在简约、精致的车厢之内，伴随着一曲悠扬的安第斯民谣，闭目养神的高位者此刻心中是否可以如歌声中所描绘的那般平静悠长，或许永远无人知晓。

与传统的那些富有贵族气息的阿根廷政治人物相比，胡安.卡洛斯.穆尼洛的出身或许只能用卑贱来形容。自1810年5月，阿根廷赢得了独立以来，几乎整个十九世纪中的这个国家政治都由各个省和布宜诺斯的贵族垄断着，这些贵族们加入由有著候选人资格和官职的成员们所组成的“俱乐部”，把持着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利。一直到1890年才产生了第一个有强大利量且由广大民众参与的国家政党。虽然众所认为的阿根廷政治活动自1853年宪法核准后就正式开始了，但是整个阿根廷的政治事实上依旧演习着其传统的走向―可以说这个国家依旧被一群从属于传统家族的少数人掌握著，中产阶级的国民不参与此活动也对此表现出很少的兴趣，政治运作机械的以无可置疑的国家总统形象为中心，各个省的省长们听命于总统，同时管制著地方。而反对派们往往只能从激进的低层民众那里获取力量。虽然各大党派之间的争权夺利看似风起云涌，但是上台之后却又往往换汤不换药，久而久之连低层民众都对政治感到了厌恶。

据说在阿根廷流传着这样的一个笑话：造物主把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搭配起来，分给世界上不同的地区。造物主看到阿根廷有丰富的资源、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就说：“你们不能都拿好的东西，也应该拿点坏的东西。”于是，他就让阿根廷人得到了一个坏政府。正是由于一直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阿根廷的经济虽然在19世纪增长迅速，甚至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以至于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当人们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但是在近一个世纪之后，阿根廷却接连深陷于债台高筑的经济危机之中。

不容否认，如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阿根廷开始重视工业化建设。至40年代初，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超过农业。但是，在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业基本上是以食品加工业和简单的装配业为主。50年代以后，政府才开始重视重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无怪乎许多人认为，阿根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失去了一次工业化机会，二战期间又失去了一次工业化机会。还有许多分析人士指出，农牧业在20世纪初以前使阿根廷成为富国，但同时也使它在工业化道路上慢了一步。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从20世纪50年代起，除石油以外，其他初级产品的出口都不足于导致一个国家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换言之，为了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是一条必由之路。

为此阿根廷人自作聪明的选择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其主要特点就是内向发展。为了扶持制造业，政府采取了高筑贸易壁垒的措施，使本国“幼稚工业”面临一个基本上没有外来竞争的环境。然而，保护的成本是很高的。由于企业的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幼稚工业”不必为参与国际竞争而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其结果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缓慢。许多经济学家曾计算过，阿根廷的汽车、化工产品和一些非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几倍。这种揠苗助长的经济发展悲剧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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