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很简单。

景秀中了状元后，座师李至刚特地派人请他去府上，说自己特别欣赏景秀的文章，因此将他排在第一名云云。当然，闲聊中李至刚自然是不会忘记有意无意地告诉景秀，若无皇上的拨反正，这次会考中景秀将名落孙山，而这悲惨的遭遇又是由何人造成的。

殿试的那天，景秀和周忱远远地，小心翼翼地瞅了皇上几。他们很奇怪前不久认识的那位“毕夏”居然和在前的九五之尊长得那么象。但因为答案太令人震惊的缘故，潜意识里他们本无法想象那位“毕夏”就是当今的九五之尊。

然而听了李至刚的说明后，景秀便彻底确定了“毕夏”的真实份——自己本来已经落选了，却被皇上从落卷中挑了来，不仅御笔改正了卷中的疏忽之，还特意放在取中的那一摞当中。若说“毕夏”不是“陛下”，这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他上？

当景秀将“毕夏”就是皇上的事悄悄告诉另外两人后，周忱当时又喜又羡。早知是这回事，他便着去参加武试——虽说武状元没指望，但说不准可以个武士，那样他便是文武双士了。

至于钱成，则是另一想法：景秀得到特别的照顾成为了文科状元，那么武状元会不会到我呢？

钱成自然不知，朱棣原本是计划制造一个文武双状元的，只不过景秀突患急病，武状元的殊荣这才落在他的上。

在轻如游丝的乐声中，钱成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然后随着司礼官抑扬顿挫的唱礼，由赞礼官引着自己和榜探向朱棣跪伏谢恩、迎榜。

士及第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是唱名赐第。唱名赐第均在皇大殿举行，其仪式非常隆重。第二是设宴庆贺，此宴在唐代称“曲江宴”，宋代称为“闻喜宴”，又称作“琼林宴”，元、明、清时则称为“恩荣宴”。第三是编登科录。第四是刻碑题名。第五是授官任职。

前面三项，武士与文士并无差异。第四项刻碑题名中，武士题名碑矗立于武庙内，文士题名碑则立于文庙内。第五项授官任职，武科士中状元授从三品定远将军，武榜授正四品广威将军，武探授从四品显武将军，二甲三十名授正五品守备，三甲百余名以次各授，最低授正六品的昭信校尉。文科士中状元授翰林院从六品的修撰，榜、探授翰林院正七品编修。第二、第三甲优秀者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最低的也授予正八品的县丞。

如此一来，钱成一步登天成了从三品的定远将军。景秀获得了金量更的文科状元，却只能获得从六品的修撰一职。这样授官其实和朱元璋制定的文武官员品级暗中吻合。因为，明代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而文官的最实职却只是正二品的尚书。

后世不知祥情的人得知这个情况可能会产生一错觉，即明代的官员是武贵文贱。但事实上明朝和宋朝一样，文臣的地位远远于武官。理很简单：以稀为贵，滥了就会贬值。朱棣曾经看过一篇网文，说是明末某文臣担任总督时多么跋扈，辱骂和自己品级差不多的武将，甚至对于正六品的武官不请旨说杀就杀。但事实上，正六品的武官只不过是百那个级别的低级武官。在前线，杀个百难还需要专门请旨？

总之，武官的品级于文官，反而造成了武贱文贵的局面。朱棣不喜这局面，但对此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将武官的品级大幅降低，肯定会在军队中造成极大震动，其后果朱棣未必能够承受；将文官品级大幅提，实际作上又不可行——千为正五品，理论上只辖一千军，七品知县辖的人远远超过一千，那么品级至少应该是从四品。以此推之，原先为正四品的知府就应当改为从一品了。那么，原先是从二品的布政使又该定为什么品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