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实施集权,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董仲舒的新儒学则以“大一统”、“天人应”和“以德治国”等新思想为汉武帝的中央集权“保驾护航”。然而,自魏晋以来,中土陷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王朝更迭就如走灯一般迅,门阀士族政治代替了中央集权制,董仲舒的新儒学也失去了“市场”,中土文化了儒佛三教鼎立时期。在这政治文化大背景下,中土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统,必然是疆土的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大一统,还是就是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学术理论的大一统。

中土儒林是中土贵族官僚的基所在,儒林在学术上的理论和观,与中土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彼此需要,互相影响,共同展,这也是以山东五大豪门为的、以学术文化为基础的豪门世家不但能够延续千年,还能始终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土命运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土新兴贵族和低等世家与这些级豪门的本差距所在,同时,这也是中土统一后中央集权制度改革最为心的矛盾所在,最大的阻力所在。

现在,先帝、圣主还有他们的志同合者,统一了中土的疆域,然后是实施政治制度改革,试图完成政治制度的大一统,以中央集权制代替门阀士族制度,但依照历史经验,若想完成中央集权制度改革,必须同时行文化大一统,也就是重建与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以“君权神授”、“天命论”为基础的儒家学术理论。

李百药的老家安平距离赵郡李氏的本堂很近,两百余里的路程,所以自李德林的祖上开始,他们这支来自汉中房的李氏孙,就与李氏本堂三房的孙,不但利益一致,命运更休戚相关。关键时刻,李氏本堂长者找到了李百药,向他透了两个惊人讯息,李百药非常震惊,当即收拾行装,辞别老母妻儿,日夜兼程赶赴鲁郡。

教在三教中的实力排在最后,尤其北教,就是活跃在关陇的楼观,同样在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中惨遭灭之灾,而南教“上清派”一直得到江左朝廷的支持,展很快,但面对“大一统”的新时代,南北两教也开始了互相合,还主动收佛教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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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百药在瑕丘有一座府邸,是鲁郡一个豪望为儿的拜师礼送的。能拜在李学士的门下,那可是莫大的荣耀,即便这位当年的太舍人、东学士在仕途上倍受磨难,但他在儒林的地位不减反增,在大河南北的影响力依旧令人瞩目。当初圣主将其贬京城,直接“”到桂州,而桂州就是今日的广西桂林,距离东都非常遥远,其目的就是要把他对中土政治和儒林的影响力降到最低。后来因为行政区划制度改革,罢州置郡,官僚数量减少,东都某些人为了把李百药从边陲荒芜之地回来,就乘机免了他的官职。无官可,绝于仕途,李百药当然只能回家田教书了,于是李百药重回山东,于是李德林、李百药父的弟门生、亲朋故旧纷至沓来,而李氏家族的政治势力因其“领袖”的回归再度凝聚到一起。

佛教为外来者,有着天生的劣势,但它之所以能在中土蓬展起来,与中土近四百余年的世有着直接关系,而它对中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的近乎疯狂的渗透,不但危及到了王朝的兴衰,也严重危及到了本土儒家文化的生存和展,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于是便有了历史上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佛家取了教训丨为了生存展,主动改革,不但在内行南北佛教的合,主动合政治上的需要,还在外行合,在诠释佛家经义的时候,大量收儒家和家教义,甚至不惜代价篡改经文。

自有记载历史以来,中土的任何一政治制度,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学术理论,尤其自汉以后,政治制度与儒学理论的相辅相成就已经成为一难以违背的天法则。

可忍,终于一怒剑。

当然了,随着中土疆域的大一统,随着政治制度大一统的明朗化,随着“大一统”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文化“大一统”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适者生存,凡顺应者必将生存,这是真理,也是天法则,所以儒佛三教都在努力适应时代,适应“大一统”的改革大。

然而,今天这个时代,不是独尊儒术的时代,也不是诸百家争鸣的时代,而是儒佛三教鼎足而立的时代,更严重的是,在三教相争中,外来的佛家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同源同的儒两家联手都未能击败对手,反而被对手打得节节败退。

很快,李百药在儒林的影响力就恢复如初,而他在儒林的影响力,与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基本一致,并且还有一定的放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