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长补短,竭尽全力抗衡佛教。

儒家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其文化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文化,其思想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思想,由此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刻影响着社会的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自魏晋之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陷绝路,古文经学迅崛起,并逐渐成为治国之本,所以外来佛教的展,最大阻力就是本土儒家,而且主要是来自山东的以古文经学世代传承的豪门世家。

儒学是世治国之学,佛教是世离俗之教,二者是对立的,但佛教劝世人慈悲施,普渡众生,这与儒家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神又基本一致,所以两者有调和之,这也是中土贵族官僚在研习儒学的同时,非常虔诚的信佛拜佛的重要原因,而正是因为大量的贵族官僚们在政治上支持佛教,利用佛教,才使得佛教即便遭受到了两次毁灭的打击,但依旧蓬展的原因所在。

在中土文化“大一统”的改革中,最著名的手段就是儒佛三家辩论。

开皇三年,先帝召集儒、佛、三教代表辩论《老化胡经》之真伪。儒方代表是苏威等名士,佛教是僧人彦琮,教是士张宾。

大业三年,在智藏寺又行了一次三教公开辩论,这次是关于理论、教义的辩论。这场辩论由始平令杨宏主持,教是士余永通,佛教是僧人慧净。

由这两次辩论可以看,以古文经学理论为主的儒家为维持自己治国之本的地位,联合教,对严重威胁到中土整利益和自利益的佛教,起了一次次“冲锋”。儒佛合是不可能的,佛教合儒家思想的目的是生存,而儒家收佛教教义,则是一从本上彻底摧毁佛教的手段。

文化“大一统”遭遇到了大阻力,这个阻力远远大于政治“大一统”,而阻力来源一方面是因为佛教蓬展了,渗透到中土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与儒两教形成了鼎足而立之势,另一方面则是最统治者在政治上需要佛两教的支持。

先帝建国,名义上是受禅,实际上就是篡国,而为了名正言顺的篡国,就必须在舆论上赢得平民百姓的支持,在学术理论上赢得大义,当时教就给了先帝舆论上的支持,随后佛教也广为宣传。这对先帝和他的追随者来说非常关键,相比起来,儒家当时的支持就不够,山东人甚至支持尉迟炯、司消难和王谦造反,差把先帝推翻了。

圣主能够赢得皇统,最重要的是有江左贵族集团的绝对支持,而江左贵族集团与南方的佛教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非常密切,可以这样说,若想赢得江左贵族集团的支持,先就要赢得南方佛教和教的支持,所以圣主在江左镇戍期间,积极“公关”佛两教,在佛教受了“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在教不但奉养南方教第一仙人徐则,还与上清法主王远智等诸多著名士亲密往。圣主登基后,继续不遗余力的支持佛两教的展,以便在舆论上大规模的宣传改革政策,同时在政治上努力赢取更多更大的支持。

这就是文化大一统改革的心矛盾所在。

儒学是治国之本,但今天的以古文经学理论为主的儒学已不适应时代的展,在以中央集权制为主的政治“大一统”改革中,不但起不到帮助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然而,中土的儒学实质上控制在以山东五大豪门为的北方豪门世家手中,以关陇人为主的新兴贵族集团在学术思想这一块是个“短板”,望尘莫及,为此不得不在治国所需要的儒学理论上依靠山东人,但山东人在“大一统”的改革中是利益损失者,是权力和财富的被剥夺者,当然没有改革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