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死了二三十年，官府还继续向百姓征租。

这个收一年也有几十万贯。

一旦不计等，这个收同样也没有了。

当然，站在普通百姓角度，那无疑是一项善政了。

但站在国家角度，却未必喜，所以王说必须等到财政一步宽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台将所有大牲畜不计等的政策。

不是说民吗？

冯京只好退下。

王继续说：“陛下，诸位，我再举一个例。彼岸，大家都开始关心了。去年彼岸的财政收是三百八十余万贯，但其收只有两税与商税两条。因为百姓数量还是比较少，又是地广人稀，所以粮价格十分低贱。低贱得你们无法想像。一般麦米豆一斗者才十五文钱，低者才几文钱。再加上税率同样很低，平均下来只是二十征一，是真正的二十征一。没有任何的苛捐杂税。因此折成贯钱，实际不到三十万贯。余下三百五十多万贯则完全是商税。但彼岸有多少百姓，你们同样也知了。”

在他们心中，彼岸是两百多万百姓，也就是均摊下来。一人得摊派到一贯半的商税。

如果照这个比例均摊到宋朝上，最少得有一亿七八千万贯的商税了。

而去年全国财政收加上新得的两路，不过一亿九千几百万，当然，与前几年相比，这说明了这几年国家也渐渐开始宽征薄敛，否则加上两路数量会超过两亿以上。但这个一亿九千多万，是束、石、匹、贯、斤、两、件，实际折成贯钱，不过一亿四千余万贯。

至于商税所得。包括王带动新增加的商税，也才一千万贯。

这样相比较就吓人了。

但没有完，王继续说：“并且诸海商们为了繁荣彼岸经济，才开始时对彼岸各个行业实行了免税一到三年的政策，现在彼岸内的各个行业，有八成以上还没有正式征税。因此未来三年时间内，彼岸的商税可能翻上一番。”

蔡确关心地问：“税率几何？”

“他们搬抄我朝税率的，并无二样。区别之，则是真正的齐商税。所以若不是彼岸土著人的威胁，还有一些土不服。可以说彼岸的百姓，与我朝普通百姓相比，他们是生活在天堂里。”

这就是彼岸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与宋朝相比，整个地球上的国家都只能算是蛮夷。不开化的国度。

因此无论怎么去，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例对照。

但现在就有了。

这就是最好的反驳。

不过这次反驳，只是暂时的压制，就连京城各市坊，都开始有些风言风语。

韩韫慨地说：“这就是舆论啊。”

“不仅是舆论，还是大家的认知。”

所以王在横渠合张载修著完善了关学。

这个认知真的很重要。就象古代对商殃的评价，褒的一面很少很少，多是贬的一面。为何，司迁是也。

太祖看了十七遍资治通鉴，于是多次无尝援助友。

有人说我也看过了，但你有那能力耐心才情地看去了吗？恐怕连那大段的臣光曰都不会去看吧。

看了那么多遍，又看去了，那么会多少受它的影响，包括司光对权谋、历代兴亡的认知。

程氏儒学影响了朱熹，朱熹儒学影响了明清，因此产生了多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