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李贯最后的结果除了丢掉命外，还得不到百姓和士林的支持。

百姓的观相较文人而言自然朴实得多：既

人杀我汉民，那么大明为什么不可以杀戮鞑靼人？李杀鞑靼人，不是臣是什么？

读书人倒是多少会有些兔死狐悲的觉。只是满嘴跑火车而已，居然丢掉命之余还会败名裂，这对于只会耍嘴而不会实事的读书人来说实在很可怕。但读书人也不可能在公开场合支持李贯，毕竟去教化鞑靼人不仅危险而且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可能。

更妙的是，这样作还可以淡化朱棣杀言官的彩。因为表面上并非是朱棣要杀李贯――成功了名利双收，失败了自领其罪本就天经地义――更何况李贯自己也清楚凭教化不可能成功，若固执己见反而会连累家族……若李贯将来不肯去去教化鞑靼人反而选择自尽，那么这笔帐自然算不到朱棣上。

有了李贯这个榜样，估计会稍稍扼制言官胡说八的风气。如果能够青史留名，那么很多读书人都可以不在乎丢官甚至丢掉命，然而若是丢官丢命之余还会败名裂，那便绝对不是一个正常人愿意接受的结局了。

当然，朱棣也知用李贯来杀骇猴只是治标不治本。世间万皆有因果，让那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八士去作言官，本就超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八文的地位是在明朝确立的。朱棣的个人理解，八文的发扬光大与朱元璋的文字狱有着莫大的关系。文字狱从1384年一直延续到1396年，长达十三年，造成了人人自危、不敢提笔的局面，以致文官们不得不请求设计一标准的文牍的措辞，以免犯忌。这恶劣的环境为八文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

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规定以八文作为取士的标准，以“四书”、“五经”为题，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必须依照古人的思想。这考试的内容比较僵化，限制了人们的思想。

朱棣知八文的危害，自然不会允许它继续荼毒后世。恩科考试之前，朱棣已经通过各途径透当今天“轻制艺、重策论”，而主考官又由善于揣上意的李至刚担任，因此这录取标准执行的还算彻底。朱不要求举写文章时严格照八文行文格式，只要求他们必须有自己的见解、必须有创造的思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要将这取士标准持二十年，相信风气就会完全扭转过来。

这个举措只是解放文人的思想，却不能保证那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新科士好言官这份工作。所以朱棣接着还有一招，那就是规定“参加工作不足九年者不得为言官”。这样规定能够让言官们拥有充分的工作经验，言事时便能够有的放矢。

另外，言官的谏程序也得稍微修改一下。

言官中的六科给事中虽说只是七品小官，但其权力却大得骇人――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的敕令有不妥之，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至于说内阁、尚书发的命令那便更不用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