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四派别：蒜派、为反而反派、哗众取派、党争走狗派。

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而

史和六科给事中都是七品官（监察御史和督给事中为t7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为从七品）。将言官的官衔设定得低一些，本意是希望言官们不要在乎自己的官职，敢于用自己的官职来博得名誉。其实，明代对于言官的素养品质则有着更的标准。

先，“必国而忘家，忠而忘之士”，但这主观标准显然没办法检验。当吏提名某位官员担任言官时，谁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此人并非“必国而忘家，忠而忘之士”？

其次，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固禄――这同样是一没办法检验的主观标准。

再次，有突的学识才，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除此之外，还须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对于年龄、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的要求。

但这条规定也落在了空。

明朝的读书人用八文作为敲门砖考上士时，很多时候就是七品官。如此一来，士们或者完全没有，或者只有极少的工作经验就会担任言官。在这前提下，绝大多数言官都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他们往往本没有或者是没有丰富的地方行政和理经验，对利、农业、练兵、财税、政、军事、外都完全不懂。不懂怎么办呢？坐在言官的位上总得有所作为吧？既然正事办不好，那自然只能将力放在一些蒜的小事上了。比如说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整齐、腰带没系好……这类言官，属于蒜派。

与蒜派不同，另一群同样对国家大事不懂的言官却总是恬不知耻地妄议朝政，妄加揣测，故意从反对中枢级官员的举措中来获取“不阿”、“刚直”之名――也就是说，这类言官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此朱棣将之形容为“为反而反派”。比如说崇祯皇帝加三饷。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理。但在言官们激烈的反对下，崇祯最终被迫停派了三饷。后来，崇祯在农民起义、小冰期自然灾害以及关外建的三重压迫下，希望与建议和获得息的机会。好吧，既然言官反对为了支持战争而增加赋税，那么选择和平总归可以了吧？还是不行！似乎不决反对皇帝的任何措施，他们这些言官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收税打仗言官们固然要拼命反对，因为没钱打仗于是和谈同样会遭受言官们的激烈反对！

哗众取派的言官则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他们绝不会在乎所论是否属实，只会在意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举足轻重大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此捞取政治资本！比如说明神宗因为生病，“黑，心满肋涨，饮少思，寝不成寐，尚”，结果大理寺左评事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便以此写了一本《酒财气四箴疏》，借题发挥，给皇帝横加了四个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财气也。

夫纵酒则溃胃，好则耗，贪财则神，尚气则损肝”。而田大益更是将万历与“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引用当时曾任过礼尚书的于慎行的话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最可恨的当属党争走狗派。他们终日斗嘴，以清自诩，相互攻击，充当权臣们党同伐异的急先锋。这类言官本质上是被豢养的恶犬，只要主人一声令下便冲上前去撕咬，至于说是否会将朝堂得乌烟瘴气却不会在乎。

言官们敢于不负责任的说八，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言官地位特殊，即便瞎说，皇帝或者官也不好对之罚。二是如果皇帝或者官对之罚，他们便可以从中获得“刚正不阿”的清名。

朱棣恶这情况，因此特意拿李贯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