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逃，人家跑，人家跟清廷对着，实在急了去当和尚，可就是不投降。

东林党虽然在名义上不存在了，但毒太，不挂招牌的“东林党人”又何其多也！

自以为站在德的，只长了一张骂人造谣污篾的嘴，却无半实用之才；带着偏狭的党见，只为反对而反对，只会扯争执，本不考虑国家民族的利益；这便是朱永兴对东林复社党人的评价。但这些人却又多是负人望之辈，置起来不得不慎重而行。

“大江以南虽已光复，然鞑虏仍踞北方，中兴大业未竟全功，诸位贤达仍需为国家，为朝廷多多力啊！”朱永兴面带笑意，和蔼地说：“说孤英明神武，那是过誉了。能有今日之功，全仗军民官绅诚团结，万众一心。所谓的党见，所谓的意气之争，实是误国害民，不可取也！”说完，他转向特意从湘南请来的王夫之，说：“姜斋先生，当以为如何？”

“殿下之言一语中的。”王夫之拱手说：“本朝自嘉靖以降，便是党争不断，国家实力，皆耗于此；忠直臣御敌能将，往往陷于党同伐异之中，或杀或囚或逐。及至鞑虏占据半江山，弘光朝时依然沿袭弊政，终致回天无力，徒呼奈何！若不是殿下……”

王夫之为了事业和理想，不为利禄所诱，不受权势所压，就是历尽千辛万苦，也矢志不渝。明朝灭亡后，在家乡衡抗击清兵，失败后，誓不剃发，不容于清朝当局，辗转徒，四隐藏，最后隐居石船山，从事思想方面的著述。晚年不好，生活又贫困，写作时连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每日著述，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

对王夫之，朱永兴是敬佩而尊重的，在南京特意为他安排了寓所，安排了下人，让他衣无忧，可以专心著书。

原因很简单，他对王夫之的学说相当欣赏和赞同。一，王夫之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决反对程朱理学，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二，王夫之主张“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在朱永兴看来已经是有启蒙神的“虚君立宪”的思想；三，王夫之说过：“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虽然是表达其对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的切齿之恨，但却可为朱永兴所用。

晚明以来，思想学术界已经现了对理学的批判，但朱永兴觉得还远远不够。他要聚拢起一批文人，掀起一个实学的**，从而消除空谈误国的理论基础。

梧州的方以智，船山的王夫之，还有顾炎武黄宗羲等，甚至是钱谦益，虽然他们有格或学术上的缺陷，但依然是朱永兴拢络的目标，依然是可用之才。

王夫之说完，朱永兴笑着谦逊了两句，又转向钱谦益说：“人皆言虞山（钱谦益）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对先生史学之能的推崇。人固有暇，然能痛改之，善莫大焉。先生奔走抗清，必能取得谅解，些许微言，倒也不必放在心上。”

“有殿下此言，老朽，老朽便是立死，亦无憾矣！”钱谦益涕泪横，有朱永兴当众为其正名，纵是还有旁人白，也足以笑九泉了。

钱谦益的“阿附阉党”与“投降仕清”，就个人的品节情而言，确属“大节有亏”之污，受到谴责和非议，确无可辩白。但远未达到“不足齿于人类”的地步，何况他降清不久，又真诚地投反清复明的行列，已取得南明诸王及很多明遗民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