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上说：“常衮曾经推辞堂，当时议论却以为常兖既知不能，应当辞位而不当辞禄。而且国用不足，不是当今急务。”

这个常衮是唐代宗时宰相，清孤傲，不妄游。为政苛细崇尚节俭。反对**。说白了一，就是那常坏事的清官。

唐朝每天会赐厨给宰相吃，谓之堂馔。常衮罢之。政事堂有后门，是宰相到中书舍人院之门。以便于咨访政事，常衮自视其，又将其门堵死。于是便凭借主观想像用人，就象范仲淹那样，大笔挥一挥，最后唐德宗上台，贬京城。因此议论者以为厚禄重赐，所以才能优贤崇国政政。如果觉自己没这个能力宰相，那就辞位，而不是辞这禄。

王安石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国用不足，更不是两府宰相拒绝这赏赐，而是你们得想想办法，不想办法，靠节约这钱，解决不了问题。

作为吧，老人们！

司光不知是真没听懂还是假未听懂。立即说：“常衮推辞赏赐，比那些既然赏赐又要权位的人贤多了。国用不足，真是当务之急。”

若是听懂了。其心可诛的，这分明是在结两府大佬。

“非也非也，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王安石也避了过去，他同样不想过份开罪两府大佬。

“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会辞敛民政的人罢了，民穷而为盗，绝非国家之福。”

“不对，善于理财之人。赋税不加，而上用充足。”

司光如同挨了一记天雷。先是目瞪呆，然后立即气愤地说：“岂有此事。天地所生资源有限，不在民则在官，如下雨，夏天多雨而成灾，则秋必旱。不增赋税而上用充足，不过是设法夺取人民利益而己，害更甚于加税，此乃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记录下来了。到了汉武帝末年，盗赋蜂拥而起，几乎酿成大，如果武帝不悔悟，则汉朝几乎灭亡。”

两人才学好，引经据典，可怜老王同志听得瞠目结，大半天后才说：“救灾节用，应自贵近之臣开始，司光的话说得对，但是赏赐所费无几，不赐则恐伤国，王安石说法也对。只好请明主来裁定。”

赵顼同样听得痛，不能再吵了，两人再吵下去，整将所有史书经义一起要搬来显摆了，于是说：“朕意与司光相同，不妨不批准他们的辞书来答复他们。”

但他也老王一样，两边和稀泥，虽同意了司光看法，却让王安石写诏书。王安石于是在诏书里又挟杂私货，用常衮之例责备两府。

实际这两思想冲突成了后面的主旋律。但究竟谁说的对？无疑王安石说得更准确，事实不要看后来，就看宋朝，没有加多少税赋，国家收却在稳步提升。

想想赵匡胤打江山时，宋朝能有多少收，可怜得到蜀国的钱帛，喜得不行，开内库藏之。是不少钱，得能不能将现在宋朝那个积欠弥补上？虽然不知究竟多少，但相信只是一个蜀国，一个靡烂的蜀国，不过几千万罢了。还不足现在宋朝的一年兵费开支！

然而王安石也没有找到一条真正的不加税赋而上用足的路，这才引起了真正的争议。

实际赵顼也无语，你们吵来吵去，还不如一个青年人呢，至少他还让朕变来了八百万，不然今年日更难熬！

因此他想到了王所说的裁官。

这也分成好几步走的，第一步从科举开始，裁控数量。